朱子彦丨从魏晋禅代的历史进程看司马师的功业

✪ 朱子彦 | 上海大学

作者简介

朱子彦，上海大学历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原文载于《济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1年第2期，第70-8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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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司马懿死后，司马师执政，他任用和拔擢人才，使曹魏旧臣不断地转投于司马氏的门下，又使新进的才俊归于司马氏的霸府，为司马氏集团日后转化为西晋王朝打下基础。司马师执政初期，根基尚不稳，威望亦远不如乃父。但其“沉毅多大略”，在东关惨败之后，司马师安抚诸将，引咎自责，很快稳定了朝中局势。接着其击败吴太傅诸葛恪，剪除异己李丰、张缉等拥曹派势力，又废魏主曹芳，立曹髦，迅速平定淮南毌丘俭之乱，从而进一步巩固了司马氏的权力。在魏晋禅代的历史进程中司马师起到了承前启后的关键作用。

      早在司马懿生前，司马师就在政坛上崭露头角，其卓越的政治才能在司马懿发动高平陵之变时就得到了充分体现。司马懿发动高平陵政变时，所能动用的军事力量有限，与曹爽兄弟相比，其兵力严重不足，但司马师预作准备，暗中培养一支私人武装力量——死士。据《晋书·景帝纪》记载：“初，帝（司马师）阴养死士三千，散在人间，至是一朝而集，众莫知所出也。”三千死士加上司马师掌控的部分禁军，仍然是一支不可小觑的武装力量。司马父子凭借这支部队，加以周密的部署，出奇制胜，最终将曹爽制于死地。司马懿诛曹爽，事关司马家族的生死存亡，参与其核心机密的只有司马师与司马昭二人。为了考察二子在关键时刻谁能更为沉稳，司马懿直到发动“高平陵事变”的前一晚，才把“事变”的确切时间告诉了司马昭。当晚司马懿派人观察二子的动静，司马师“寝如常”，而司马昭却“不能安席”。此事表明司马师在关键时刻比乃弟更为老练沉着。由于司马师是司马懿嫡长子，又是乃父政治上最得力的助手，司马师自然成了司马家族事业继承人的不二人选。司马懿死后，司马师执政，其执政时的功业可从三个方面考察。

朱子彦：《中国朋党史》，上海：东方出版中心,2021年版。

▍一、执政初期的严峻考验

　　司马懿临死前，司马师官职已晋为卫将军，在司马师的授意下，“议者咸云‘伊尹既卒，伊陟嗣事。’”这是明确告知群臣：司马家族子承父业，曹魏的一切大权从此应由司马师来执掌。然而在专制皇权的体制下，只有君主的权力可以世袭，大臣的职权来源于君主的授予，大臣在家族内部进行权力交接并非合法，甚至被看成是对皇权的藐视和觊觎。司马师虽然凭藉父亲奠定的功业执掌朝政，但其本人的德望尚不足以威慑群臣。魏嘉平四年（252）春正月，司马师“迁大将军，加侍中，持节，都督中外诸军，录尚书事。”[1]正式全面执掌朝政。但此时的司马师还来不及清洗朝中反对派，其依靠的对象仍是父亲生前留下来的班底，而未做任何变动。当时的政坛是“诸葛诞、毌丘俭、王昶、陈泰、胡遵都督四方；王基、州泰、邓艾、石苞典州郡；卢毓、李丰掌选举；傅嘏、虞松参计谋；钟会、夏侯玄、王肃、陈本、孟康、赵酆、张缉预朝议。”[2]

      这些人中既有效忠于司马氏的，也有“心存魏室”的，但他们的政治面貌一时难以辨识，司马师也只能依靠他们来治国理政。司马师掌权伊始，很想有一番作为，他命百官推举贤才，抚恤穷孤，提高办事效率，并任命得力的州郡官员。史书称司马师执政时，“四海倾注，朝野肃然。”司马师也亲自选用贤才，但他与“外宽内忌”的父亲司马懿不同，司马师性格刚毅，常以严法绳之于人。例如，司马师掌权后，任命李熹为大将军从事中郎，李熹不得已接受了。二人见面时，司马师问李熹：“昔先公辟君而君不应，今孤命君而君至，何也？”李熹半开玩笑地说：“先君以礼见待，熹得以礼进退。明公以法见绳，熹畏法而至。”[3]司马师主政以严，以法绳下，主要是为了弥补自己在威望与功业上的不足，通过对內的严格控制来加强自己的权威。

　　朝臣中，有人请求变更一些制度，司马师说：“‘不识不知，顺帝之则’，诗人之美也。三祖典制，所宜遵奉；自非军事，不得妄有改革。”[4]其意是不明白、不知道的事情，就应按照先帝制定的法规去办，这是《诗经》所赞美的。三祖（指魏武、魏文、魏明帝）所制定的典则，应当继续遵守奉行，除非是军事方面的特殊需要，其他都不得随意改动。司马师接受了曹爽、夏侯玄等人于正始年间轻易变更旧制，从而触怒曹魏元勋旧臣的教训，所以他在一般情况下，尽量不触动门阀士族的既得利益，以保持政局稳定。从上述举措中，我们可以略窥司马师的执政风格，他行事缜密，注重法治，既比较严厉，也比较沉稳，所谓“初总万机，正身平法，朝政肃然”[5]，描绘的就是在司马师执政以后，所造成的朝野肃然的政治气象。但司马师所处的时代并非是承平盛世，而是三国争霸、用兵不戢时期，所以其这一类举措是应付不了当时复杂的政治局面的。

　　司马师秉政不久，吴魏二国又重开战端。公元252年，吴主孙权病逝，临亡时，破格提拔诸葛恪为大将军领太子太傅，“诸事一统于恪”[6]，一跃而为东吴权臣。诸葛恪好大喜功，其初执政，即在魏吴边境的东兴（今安徽含山西南）建造大堤，并在东兴修筑两座城池，派将军留略、全端各带兵千人戍守。魏国认为吴军入其疆土，甚感受侮，镇东将军诸葛诞认为应该乘机征伐吴国，王昶、胡遵、毌丘俭等各地方镇将领亦纷纷献攻吴之策。

　　诸将的请战皆出自于司马师的授意。司马师执政不久，急于立功，意欲借孙权新亡、吴国政局不稳之际大举攻吴，以军功来树立自己的威望。由于曹魏的诸路镇将对于作战计划有不同的看法，司马师专门问计于尚书傅嘏，傅嘏仔细分析内外形势后，认为魏军取胜的希望不大，因此反对出兵伐吴。他说：“昔樊哙愿以十万之众，横行匈奴，季布面折其短。今欲越长江，涉虏庭，亦向时之喻也。”[7]但此时司马师主意已定，故不从傅嘏之言。

　　同年十一月，司马师通过魏帝曹芳正式下达分三路攻吴的命令。令安东将军司马昭持节统领征东将军胡遵、镇东将军诸葛诞率步骑七万攻东兴，欲毁坏大堤。另由王昶、毌丘俭率领偏师，分别向南郡、武昌发动进攻。胡遵、诸葛诞自恃人马众多，便放松了对东吴援军的戒备。嘉平五年（253）正月，诸葛恪亲自率领四万援军到达东兴，对魏军大本营发动突袭，大破胡遵、诸葛诞军于东关，魏军死伤数万，军资器械损失殆尽。王昶、毌丘俭听说东线魏军失利，各自烧毁营地后撤走。魏军大败，舆论哗然，朝臣纷纷要求司马师贬黜诸将。司马师却把战败之责归咎于自己。司马昭因为是监军，追究其责，“唯削文王爵而已”[8]。其他武将都没有惩处，只是以诸葛诞为镇南将军，都督豫州，毌丘俭改任镇东将军，都督扬州，将他们的防区对调。

　　东兴之战失利，司马师负有很大的责任，虽然其事后应对有方，除极力安抚诸将、在朝中引咎自责外，还让其弟司马昭当替罪羊，但仍然有人提出要追究战败者的责任。司马师官居大将军，主持朝政，众臣不敢将矛头直接指向他。司马昭虽遭贬爵，但有人仍不放过他。《三国志·王修传》注引王隐《晋书》记载：“司马文王为安东，（王）仪为司马。东关之败，文王曰：‘近日之事，谁任其咎？’仪曰：‘责在军帅’。文王怒曰：‘司马欲委罪于孤邪！’遂杀之。”王仪官居安东将军司马昭的司马，其秉正直言，认为此次东兴之役失利，主帅司马昭难辞其咎，不料却触怒了司马昭，引来杀身之祸。王仪为曹魏元老重臣王修之子，军司马亦为军中要职，司马昭仅因王仪直言不讳就将其诛杀，可见，东关之役惨败，是司马氏兄弟内心的隐痛，谁借题发挥，在此事上做文章，就被视为试图动摇司马兄弟的执政地位，必不能为司马氏所容。

　　三国时期是用武争战之时，将相大臣必须通过对敌国征讨，建立显赫的军功，才能树立真正的权威，司马懿正是通过擒孟达、拒诸葛、平公孙，建立赫赫战功，才成为曹魏执政大臣。司马师亦欲效仿乃父，意欲通过建立事功来增加自己的威望。但欲速则不达，司马师虽然淡化东兴战败事件，但心有不甘，不久，他令雍州刺史陈泰征讨胡人，不料，军队尚未集结完毕，雁门、新兴二郡的胡人因不愿远征而发动叛乱，再次使司马师的计划受挫。司马师也只得再次承担所有的过错。《资治通鉴》卷76“嘉平五年”条曰：“是岁，雍州刺史陈泰求敕并州并力讨胡，（司马）师从之。未集，而雁门、新兴二郡胡，以远役遂惊反。师又谢朝士曰：‘此我过也，非陈雍州之责！’是以人皆愧悦。”胡三省作注曰：“司马师承父懿之后，大臣未附，引咎责躬，所以愧服天下之心而固其权耳。盗亦有道，况盗国乎！”习凿齿论曰：“司马大将军引二败以为己过，过消而业隆，可谓智矣。若乃讳败推过，归咎万物，常执其功而隐其丧，上下离心，贤愚解体，谬之甚矣！君人者，苟统斯理而以御国，行失而名扬，兵挫而战胜，虽百败可也，况于再乎！”[9]

　　虽然司马师通过不断地引躬自责而暂时挽回了人心，稳定了朝中的局势，但两次战争的失利，毕竟沉重地打击了司马师的权威，给其日后的政敌以攻击的口实。毌丘俭于淮南起兵时，作檄文声讨司马师，即以东关惨败作为司马师罪状之一：“贼退过东关，坐自起众，三征同进，丧众败绩，历年军实，一旦而尽，致使贼来，天下骚动，死伤流离，其罪三也。”[10]不过，使司马师重塑威望的时刻很快就到来了，这就是继东关之役之后，司马师击败劲敌诸葛恪，取得新城之战的胜利。

　　嘉平五年（253）五月，吴太傅诸葛恪取得东兴之战胜利后，顿起骄心，他恃功轻敌，再次兴师攻魏。吴国群臣觉得连年劳师兴众，劳民伤财，故纷纷劝阻。诸葛恪著论晓喻群臣，文中写道：“司马懿先诛王凌，续自陨毙，其子幼弱，而专彼大任，虽有智计之士，未得施用。当今伐之，是其厄会。圣人急于趋时，诚谓今日。”[11]认为这是伐魏难得的良机，千万不能错过。

　　诸葛恪此次伐魏，可谓是举倾国之力，据《三国志·诸葛恪传》记载，诸葛恪“大发州郡二十万众。”自孙吴政权建立以来，鲜有超过用兵十万的战役。赤壁之战，周瑜破曹操仅三万。彝陵之战，陆逊大败刘备，亦只有五万兵力。即使吴主孙权亲自统兵出征，最多也不会超出十万。可见，诸葛恪此次用兵数量之多在吴国历史上是空前绝后。诸葛恪又遣司马李衡赴蜀见姜维，欲使蜀汉亦出兵攻魏。姜维欣然同意，率军数万自武都出石营，经董亭（均在今甘肃武山南），进围南安、狄道（今甘肃陇西东南）。吴蜀东西呼应，分两路夹击曹魏，一时间形势十分严重，如何应对这样的局面，对并不善于用兵的司马师，是一个十分严峻的考验。

　　诸葛恪此次出兵主攻曹魏的合肥新城，但他声东击西，“扬声将向青、徐”，魏廷朝议时，群臣皆主张加强青、徐方向的守备，并有守住各个水口的打算。司马师接受了上次不纳傅嘏之言的教训，就此事征询傅嘏的意见。傅嘏说：“淮海非贼轻行之路，又昔孙权遣兵入海，漂浪沉溺，略无孑遗，恪岂敢倾根竭本，寄命洪流，以徼乾没乎？恪不过遣偏率小将素习水军者，乘海溯淮，示动青、徐，恪自并兵来向淮南耳。”[12]司马师完全赞同傅嘏的看法，他对群臣言道：“诸葛恪新得政于吴，欲徼一时之利，并兵合肥，以冀万一，不暇复为青徐患也。且水口非一，多戍则用兵众，少戍则不足以御寇。”[13]不出司马师、傅嘏所料，诸葛恪果然将所有的兵力都集中于合肥新城。

　　然而吴军兵力雄厚，全力攻打新城，加之姜维又出兵陇右，与之配合。故欲击破吴蜀联盟，并非容易，为此，司马师又求计于中书郎虞松，他对虞松说：“今东西有事，二方皆急，而诸将意沮，若之何？”虞松答曰：“昔周亚夫坚壁昌邑而吴楚自败，事有似弱而强，或似强而弱，不可不察也。今恪悉其锐众，足以肆暴，而坐守新城，欲以致一战耳。若攻城不拔，请战不得，师老众疲，势将自走，诸将之不径进，乃公之利也。姜维有重兵而县军应恪，投食我麦，非深根之寇也。且谓我并力于东，西方必虚，是以径进。今若使关中诸军倍道急赴，出其不意，殆将走矣。”[14]司马师对虞松之策连连称赞，认为此计甚善。于是立即派遣车骑将军郭淮与陈泰率关中军抵御蜀军，解南安、狄道之围。姜维围攻狄道一个多月而不能克，因粮食耗尽，在魏国援军抵达前主动撤兵。

　　击退蜀军后，司马师集中兵力迎击大举攻魏的诸葛恪，并派遣拥有丰富作战经验的叔父司马孚都督诸军二十万迎敌。镇东将军毌丘俭与扬州刺史文钦等请战，司马师说：“（诸葛）恪卷甲深入，投兵死地，其锋未易当。且新城小而固，攻之未可拔。”[15]面对实力强大的诸葛恪，司马师的作战计划是先不救援新城，以达到利用新城消耗吴军战斗力的目的，等吴军攻城不克后，再让司马孚和毌丘俭出击，用最小的代价取得胜利。

　　司马师的决策很快奏效，诸葛恪轻敌冒进，围攻新城三个多月不能克，造成吴军死伤众多，损失惨重。司马孚督诸军二十万到达寿春，诸将想迅速出击，司马孚领会司马师的意图，对诸将说：“夫攻者，借人之力以为功，且当诈巧，不可力争也。”[16]。故意滞留了一个多月才进军，此时吴军士卒疲劳，加之瘟疫流行，于是望风而退。司马师命文钦、毌丘俭督遣精锐截断诸葛恪的退路，诸葛恪惧怕而遁逃，文钦大破吴军，斩首万余人，魏军大获全胜。

      司马师通过对吴战争的胜利，一扫执政之后累战不利的颓势，不仅扬眉吐气，而且获得了很高的政治声誉。不久，吴国权臣诸葛恪被孙峻所诛。诸葛恪死后，吴国内乱不已，已无力对曹魏构成重大威胁。司马师遂将精力逐步转向剪除政敌、肃清异己上来。

朱子彦：《走下圣坛的诸葛亮:三国史新论》，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二、废主立威

　　在司马代魏的历史进程中，先后爆发司马师废曹芳和司马昭弑曹髦事件，因事关废主弑君，素来为世人所诟病。然而司马师废后废帝，涉及到自高平陵事变之后司马氏与曹氏力量又一次政治较量，笔者以为，此事仍须作具体分析。

　　嘉平六年（254）二月，中书令李丰、后父光禄大夫张缉、黄门监苏烁等人密谋诛杀司马师，拥立太常夏侯玄辅政。但李丰等人尚未行动，就被司马师发现，遂将所有参与政变者族诛。发动政变的始作俑者是李丰，因恐触怒司马氏，加之李丰本人并无显著事功，故陈寿并未给他立传。其事迹仅散见于《三国志·夏侯玄传》注引中的《魏书》《世语》《魏氏春秋》等书中，兹综合各书，将李丰等人发动政变的经过述之如下：

　　李丰字安国，曹魏卫尉李义之子，年轻时就颇有声望。魏明帝为太子时，李丰为东宫文学。曹睿即位时，“得吴降人，问‘江东闻中国名士为谁？’降人云：‘闻有李安国者是。’时丰为黄门郎，明帝问左右安国所在，左右以丰对。帝曰：‘丰名乃被于吴越邪？’后转骑都尉，给事中。”[17]正始年间，迁为侍中尚书仆射。曹爽专权时，李丰依违于曹爽与司马懿之间，不明确表态，因而有人讥讽他：“曹爽之势热如汤，太傅父子冷如浆，李丰兄弟如游光。”[18]其意是李丰兄弟虽然表面上清净无为，但骨子里却要图谋大事，跟游光很相似。司马懿去世后，中书令一职空缺，司马师征询朝臣意见后即以李丰为中书令。中书令常在帝侧，李丰为中书令二载，又因其子李韬尚公主，故曹芳对其十分信任，“每独召与语，不知所说。”所说之事“甚密”，但都与司马师有关，因司马师在魏帝身边有耳目，故《魏略》云：“景王知其议己。”[19]

　　李丰素以名士自居。当时，太常夏侯玄为士林领袖，极有声望，李丰十分推崇夏侯玄，图谋夏侯玄能以宗亲的身份掌权，结束司马家族的专权。李丰又结交后父张缉，打算除去司马师后，以夏侯玄为大将军，张缉为骠骑将军。

　　张缉字敬仲，乃凉州刺史张既之子。张缉以门荫入仕，初为温县县令，颇有才干。太和年间，蜀汉丞相诸葛亮领兵北伐，张缉上书献计，魏明帝询问中书令孙资的意见，孙资认为张缉有谋略。明帝遂以张缉为骑都尉，参与对蜀作战。魏明帝认为张缉的才能足以担当重任，于是请相士为其看相，相士说：“不过二千石。”明帝曰：“何材如是而位止二千石乎？”[20]未几，张缉以中书郎迁任东莞郡（今山东省沂水县）太守。嘉平四年（252），曹芳立张缉女为皇后。张缉以外戚之故，被免去东莞太守，担任光禄大夫的虚职，故时常悒悒不乐。但他“数为国家陈击吴、蜀形势”，颇能料敌机先。诸葛恪击败司马师，取得东兴大捷之后，司马师视诸葛恪为劲敌，常担忧吴军再次来犯。张缉却“料诸葛恪虽得胜于边土，见诛不久。”司马师“问其故，缉云：‘威震其主，功盖一国，欲不死可得乎？’及恪从合肥还，吴果杀之。大将军闻恪死，谓众人曰：‘诸葛恪多辈耳！近张敬仲县论恪，以为必见杀，今果然如此。敬仲之智为胜恪也。’”[21]司马师虽然囗中称赞张缉才智出众，料事如神，但内心却颇为嫉恨。元人胡三省窥出了其中的奥秘，他说：“（张）缉料（诸葛）恪虽中，缉亦卒为（司马）师所杀。师方专政忌才智而疾异己，况以缉而耀明于师乎！”[22]再则，诸葛恪“威震其主”，是吴国权臣，而司马师则是魏国权臣，难道“威震其主”的权臣就非死不可。张缉虽智，但与昔日曹操谋士杨修相似，聪明反被聪明误，因进言不慎，遂为日后遭杀身之祸伏下了祸根。

　　张缉因在朝中不得意，而李丰掌握权力，彼此又是同乡（二人均为冯翊人）。趁张缉生病之时，李丰派其子李韬前往省疾，借此力劝张缉与其合谋，发动政变。《魏书》云：“缉尝病创卧，丰遣韬省病，韬屏人语缉曰：‘韬尚公主，父子在机近，大将军秉事，常恐不见明信，太常亦怀深忧。君侯虽有后父之尊，安危未可知，皆与韬家同虑者也，韬父欲与君侯谋之。’缉默然良久曰：‘同舟之难，吾焉所逃？此大事，不捷即祸及宗族。’韬于是往报丰。”[23]

　　李丰欲发动政变，但手中没有武装力量，遂暗中命其弟兖州刺史李翼请求入朝，“欲使将兵入”，但李翼带兵入朝之事却遭到司马师断然拒绝。李丰又秘密地告诉黄门监苏铄、永宁署令乐敦、冗从仆射刘贤：“卿诸人居內，多有不法，大将军（司马师）严毅，累以为言，张当可以为诫。”[24]苏铄等人迫于李丰的压力，只得服从。《魏书》云：“苏铄等答丰：‘惟君侯计。’丰言曰：‘今拜贵人，诸营兵皆屯门。陛下临轩，因此便共迫胁，将群寮人兵，就诛大将军。卿等当共密白此意。’铄等曰；‘陛下傥不从人，奈何？’丰等曰：‘事有权宜，临时若不信听，便当劫将去耳。那得不从？’铄等许诺。丰曰：‘此族灭事，卿等密之。事成，卿等皆当封侯常侍也。’丰复密以告玄、缉。缉遣子邈与丰相结，同谋起事。”[25]

　　司马师在朝中耳目甚多，李丰尚未来得及采取行动，司马师就听到风声，遂请李丰来相见，并厉声责问，丰知事情败露，于是正色说：“卿父子怀奸，将倾社稷，惜吾力劣，不能相禽灭耳！”[26]司马师大怒，就命武士当场杀死李丰，并把丰尸送交廷尉，接着又逮捕了李韬和夏侯玄、张缉等人。李韬、夏侯玄、苏铄、乐敦、刘贤等人，皆夷灭三族。中领军许允因与李丰、夏侯玄亲善，“收付廷尉，徙乐浪，道死。”[27]

　　司马懿发动高平陵政变，诛戮了大量忠于曹魏的宗室及旧臣，但余党尚存，且新的异己力量仍在不断产生。赵翼云：“司马氏则当文帝、明帝国势方隆之日，猝遇幼主嗣位，得窃威权。其时中外臣工，尚皆魏帝所用之人。内有张缉、苏铄、乐敦、刘贤等伺隙相图；外有王凌、毌丘俭、诸葛诞等相继起兵声讨。”[28]李丰、张缉发动的政变是自司马师执政以来曹魏朝中第一起意图推翻司马氏专权的重大政治事件，也是朝中尚存的忠于曹氏的力量对司马氏势力的反扑，但其力量微弱，且准备不足，根本不足以与司马氏相抗衡。然而，司马师新执政，根基尚不稳，威望亦远不如乃父，若不将敌对势力迅速扑灭，司马懿数十年艰苦创立的基业亦有可能中途夭折。所以司马师对李丰、张缉、夏侯玄等人的处置极为严酷。虽然司马氏与夏侯家族有联姻关系，且又有通家之谊，但一旦成为政敌，司马师就毫不留情。司马师为人严毅，杀伐决断、雄猜嗜杀丝毫不亚于乃父司马懿，所以他诛杀其妻舅及昔日的好友夏侯玄就不足为怪[29]。

　　诛杀李丰等人之后，司马师随即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因曹芳后张氏是张缉之女，故必须废之。三月，司马师废皇后张氏；九月，又废少帝曹芳，改立高贵乡公曹髦为帝。从当时的实际情况来看，司马师行废立是箭在弦上，不得不采取的行动。这是因为司马师诛后父张缉、废张后，已经伤害到皇室家庭，与曹芳结下了深仇。当然，更为重要的原因是司马氏父子长期独揽朝政大权，曹芳已经沦为十足的傀儡君主。曹芳生于公元232年，八岁即位，至嘉平六年（254），他已23岁，做天子也已有15年。曹芳春秋正富，处在有为之年，然而长期不能亲政，其必然对司马氏恨之入骨。实际上，李丰等人谋诛司马师的背后主使者就是少帝曹芳。

　　司马师杀李丰、张缉，废皇后张氏后，曹芳眼看司马师下一个目标就是自己，故他不肯束手待毙，欲作最后一搏。史称“天子以玄、缉之诛，深不自安。”[30]于是他准备夺取兵权，诛杀司马师兄弟。嘉平六年（254年）秋，“姜维寇陇右。时司马文王镇许昌，征还击维，至京师。”曹芳在平乐观阅兵。中领军许允与左右亲信谋划，欲乘司马昭请辞之时将其诛杀，然后夺取司马昭所指挥的部队攻击司马师[31]。诏书已经写毕。等到司马昭覲见，曹芳正在吃栗，“优人云午等唱曰：‘青头鸡，青头鸡。’青头鸡者，鸭也。”[32] “鸭”的谐音是“押”，这是提醒曹芳赶紧在诏书上画押并诛杀司马昭，但曹芳因恐惧而不敢实行。事情败露后，司马师大怒，决定废立，但废立必须得到太后的首肯，于是司马师“乃密讽魏永宁太后。”

　　魏永宁太后即郭太后，郭太后与司马氏家族关系密切，且有婚姻作为纽带，史称“司马景王辅政，以女妻德。妻早亡，文王复以女继室，即京兆长公主。景、文二王欲自结于郭后，是以频繁为婚。”[33]师、昭兄弟先后将己女嫁与太后从弟，即才具平庸的郭德，为的就是借助郭太后的地位来控制曹芳，因此在司马师废立事件中，郭太后充当了司马师废主的工具。

　　嘉平六年（254）九月，司马师与朝中公卿大臣上奏郭太后，言曹芳年长不亲政、沉湎女色、废弃讲学、侮辱儒士及与优人、保林等淫乱作乐，并弹打进谏的清商令、清商丞，乃至用烧铁重伤令狐景，太后丧母时不尽礼等罪。请依霍光故事，收其玺绶，废其帝位。郭太后遂下废曹芳令：“皇帝芳春秋已长，不亲万机，耽淫内宠，沈漫女德，日延倡优，纵其丑虐；迎六宫家人留止内房，毁人伦之叙，乱男女之节；恭孝日亏，悖慠滋甚，不可以承天绪，奉宗庙。”于是曹芳“归藩于齐，以避皇位。”[34]

　　从以上史料来看，曹芳被废似乎是罪有应得，且得到郭太后的支持。其实不然，郭太后虽为女流，且与司马氏关系不错，但她并非弱智，曹芳虽非其亲子，但与她已有十余年的养母子关系。更为关键的是，郭太后在宫中已有数十年，与朝政国事多有涉猎，她不可能不懂得，一旦曹芳被废，曹魏江山就将岌岌可危，她将成为魏朝的千古罪人。其实郭太后并不同意废曹芳，她曾为曹芳向司马师求情，但遭到司马师断然拒绝。郭太后在司马师武力威胁下，才被迫下令废曹芳。然而，此事涉及司马师挟持太后，废主立威、一手遮天，故陈寿不敢触碰西晋统治者十分忌讳的这道禁区。所幸鱼豢所撰《魏略》提供的史料才澄清了历史的真相，使我们知道在司马师废主事件中郭太后真实的政治态度。《三国志·齐王芳纪》注引《魏略》曰：“景王将废帝，遣郭芝入白太后，太后与帝对坐。芝谓帝曰：‘大将军欲废陛下，立彭城王据。’帝乃起去。太后不悦。芝曰：‘太后有子不能教，今大将军意已成，又勒兵于外以备非常，但当顺旨，将复何言！’太后曰：‘我欲见大将军，口有所说。’芝曰：‘何可见邪？但当速取玺绶。’太后意折，乃遣傍侍御取玺绶著坐侧。芝出报景王，景王甚欢。”

　　曹芳被废，立何人为帝？司马师与郭太后发生了争执，司马师本打算拥立曹操之子彭城王曹据为帝，但郭太后认为辈份不当，且又不属于魏明帝这一支脉的后裔，故坚持要求立明帝之弟东海定王曹霖之子曹髦[35]，在郭太后的坚持下，司马师被迫接受了曹髦，于是派使者迎立曹髦到洛阳登基。《晋书·景帝纪》颇为翔实地记载了此事。司马师“与群臣议所立，帝曰：‘方今宇宙未清，二虏争衡，四海之主，惟在贤哲。彭城王据，太祖之子，以贤，则仁圣明允；以年，则皇室之长。天位至重，不得其才，不足以宁济六合。’乃与群公奏太后。太后以彭城王先帝诸父，于昭穆之序为不次，则烈祖之世永无承嗣。东海定王，明帝之弟，欲立其子高贵乡公髦。帝固争不获，乃从太后令，遣使迎高贵乡公于元城而立之，改元曰正元。”高贵乡公曹髦，聪明好学，才慧早成，且性格刚烈，对司马氏专权极为不满。司马师死后，司马昭继位，曹髦居然亲自率领殿中宿卫和奴仆数百人讨伐司马昭，若不是贾充等人冒天下之大不韪，弑杀曹髦，司马氏苦心经营的基业几乎毁于一旦。可见，郭太后否定彭城王曹据，坚持立曹髦，给司马氏专权带来了很大的威胁。

朱子彦：《司马懿传》，北京：人民出版社,2020年版。

▍三、平定淮南毌丘俭之乱

　　相对于朝廷，淮南问题要棘手得多。朝中李丰、张缉等人尽管有天子作为靠山，但他们都是文臣，手中没有兵权，调动不了军队，所以他们再煞费心机，也掀不起大的风浪。但淮南就不同了，淮南历来是曹魏对付吴国的军事重镇，有重兵戍守，戍守淮南的将领都是曹魏久历戎机、畅晓军事的名臣宿将。司马懿在世时，虽然常为方镇大帅，掌握一部分兵权，但从来没有染指过淮南，一直到司马师执政，司马氏的力量还是无法渗透到淮南。自司马懿发动高平陵事变后，淮南遂成了唯一能向司马氏势力挑战的强大力量。司马师的擅权废立，激起了毌丘俭、文钦的愤怒，他们矫郭太后诏，起兵讨伐司马师，是为淮南第二次叛乱。

　　毌丘俭，河东闻喜人，其父毌丘兴在魏文帝黄初年间任武威太守，立有战功，封高阳乡侯。毌丘兴死后，毌丘俭袭父爵，为平原侯曹睿文学掾，是魏明帝的藩邸旧臣。曹睿即位，拜尚书郎、羽林监，洛阳典农，先后任荆州、幽州刺史，曾率军配合司马懿攻灭辽东公孙渊。正始年间，毌丘俭两征高句丽，攻占高丽国都丸都城，杀高句丽王位宫，毌丘俭率魏军穿越沃沮千余里，至肃慎南界，刻石纪功。东兴之役后，毌丘俭转镇东将军、扬州都督，替换诸葛诞总督淮南军事。嘉平五年，击败吴国太傅诸葛恪北伐，毌丘俭军功累累，名震天下，成为魏末最年轻、最有实力的封疆大吏。

　　文钦，字仲若，谯郡人，曹操部将文稷之子。文钦少有声名，太和时为五营校督，与曹爽同在禁卫军中任职，两人之间有着同乡兼同僚的密切关系。文钦先后任淮南牙门将、庐江太守，前将军、扬州刺史。文钦见曹爽被司马懿所诛，心怀怨恨。其作战获胜后，常虚报俘虏人数，企图邀功请赏，但司马师置之不理。因此文钦对司马师的怨恨日益加深。毌丘俭以礼厚待文钦，两人遂成莫逆。

　　毌丘俭与夏侯玄、李丰素来友好，二人被害令毌丘俭颇为不安，司马师藐视皇权，挟持郭太后废黜魏帝曹芳的行为，激怒了手握重兵的毌丘俭。同时毌丘俭亦感念昔日魏明帝的知遇之恩。其长子毌丘甸鼓励父亲反抗司马师，即便其身在洛阳为质，亦在家信中对父亲说：“大人居方岳重任，国倾覆而晏然自守，将受四海之责。”[36]毌丘俭见信潸然泪下。正元二年（255）正月，毌丘俭、文钦对外宣称得到了郭太后的勤王手诏，于寿春举兵讨伐司马师，他们将在淮南屯驻的大小将领都召集到寿春城内（安徽寿县），在城西筑坛，歃血为盟，留下老弱驻守寿春，毌丘俭、文钦率五、六万精锐急速行军，渡淮向西北进军到项城附近（河南项城），毌丘俭进占项城，构筑工事，文钦率领机动部队在外围，等待与即将到来的司马师主力决战。同时，以檄文昭告天下，揭露司马师的十一条大罪。

　　司马氏专权时，淮南共发生三次叛乱，目的都是为了挽救曹魏王朝，阻止魏晋禅代。从淮南三叛的规模来看，声势是一次比一次大。毌丘俭发动的淮南二叛的规模超过淮南初叛。王凌的淮南初叛虽然准备时间较长，但其所部只有一万余人，可谓是兵微将寡。而且其欲立楚王曹彪的阴谋早就被司马懿所察觉，所以还未等王凌起兵，就被司马懿扑灭在萌芽之中。毌丘俭晓畅军事，智谋在王凌之上，加之有猛将文钦的襄助，两人所率之军有六七万，兵力也超过王凌。在司马师弑后废主后，毌丘俭突然发兵勤王，声讨司马师的废主之罪，可谓是占领了道德上的制高点，打了司马师一个措手不及。

　　得知毌丘俭兵变后，司马师即刻与心腹及公卿大臣商议征讨之计。当时恰好司马师患有目疾，“新割目瘤，创甚，”故时论以为司马师不宜亲自率兵征讨，可遣太尉司马孚前往。但王肃与尚书傅嘏、中书侍郎钟会都力劝司马师亲征。傅嘏对司马师说：“淮、楚兵劲，而俭等负力远斗，其锋未易当也。若诸将战有利钝，大势一失，则公事败矣。”司马师“闻嘏言，厥然而起曰：‘我请舆疾而东征。’”[37]司马师觉得傅嘏言之有理，遂决定抱病征讨毌丘俭。

　　司马师亲自“统中军步骑十余万以征之，倍道兼行，召三方兵，大会于陈许之郊。”他以荆州刺史王基“为行监军，假节，统许昌军，”[38]并命王基深壁高垒，按兵不动，等待其他各路军队到来，以形成合围之势。诸将纷纷请求司马师，立即攻城，司马师说：“诸君得其一，未知其二。淮南将士本无反志。且俭、钦欲蹈纵横之迹，习仪秦之说，谓远近必应。而事起之日，淮北不从，史招、李绩前后瓦解。内乖外叛，自知必败，困兽思斗，速战更合其志。虽云必克，伤人亦多。且俭等欺诳将士，诡变万端，小与持久，诈情自露，此不战而克之也。”[39]

　　司马师命诸葛诞督豫州诸军，进攻寿春；派胡遵督青州、徐州诸军从侧翼包抄项城，以断绝毌丘俭的退路。司马师又命兖州刺史邓艾率泰山诸军一万多人至乐嘉，并要求他示弱以引诱毌丘俭，而司马师亲率大军从汝阳潜兵至乐嘉与邓艾会合。文钦不察，率淮南军主力进攻邓艾，因而中了司马师设下的诱敌之计。文钦被魏军包围，大部被歼。毌丘俭闻文钦主力溃败，自感大势已去，便率残部弃项城东撤至慎县。魏军趁胜追击，毌丘俭狼狈藏匿在芦苇丛中，被安风津都尉部民张属射死，“传首京都”。至此，淮南第二次叛乱以失败告终。

　　司马师能迅速平定毌丘俭之乱，并非偶然。概而言之，有这样几方面的原因：

　　其一，毌丘俭发檄文揭露司马师“罪状”，并策反诸葛诞、郭淮、邓艾等人一起举兵，与己协力共讨司马师，然事与愿违，各路方镇不仅不响应，反而助司马师一起镇压毌丘俭。毌丘俭与诸葛诞地位相埒，防区相邻，故“毌丘俭、文钦反，遣使诣诞，”试图说服诸葛诞共同起兵。诸葛诞此人的政治立场颇为暧昧，他虽与夏侯玄交好，但也并非是曹爽的心腹死党。诸葛诞同毌丘俭交往不多，但却与文钦有隙[40]，加之此时其同司马师相互利用，关系微妙，为了自身的利益，俨然已倒向司马家族，为了显示自己对司马师的忠诚，诸葛诞“斩其使，露布天下，令知俭、钦凶逆。”[41]诸葛诞虽然后来是淮南三叛的发动者，但此时却是司马师的得力助手，淮南二叛的镇压者。

　　文钦还写了一封长信给郭淮，期望郭淮也能反对司马师，但郭淮其时已亡，根本就没有收到此信[42]。另外，文钦策反邓艾的计划也失去作用，“毌丘俭作乱，遣健步赍书，欲疑惑大众，艾斩之。兼道进军，先趣乐嘉城，作浮桥。”[43]邓艾成为司马师平定毌丘俭之乱的主要功臣。可见，虽然司马师废主弑后，但各方镇诸将内部矛盾重重，为了自身的利益，谁也不愿与毌丘俭合作，充当政治斗争的牺牲品。从中也可看出司马师政治手段的高明，他始终能够因势利导，利用诸将之间的矛盾，各个击破，不给对手联合的机会。

　　其二，司马师虽然本人军事才能略显不足，但曹魏此时却是将才辈出，除了王昶、邓艾、胡遵、陈泰等久经沙场、善于用兵的宿将之外，此时又涌现出新的将星——荆州刺史王基。毌丘俭、文钦起兵后，司马师派王基为前锋。司马师认为，毌丘俭、文钦勇猛，很难与他们争锋，故下令让王基按兵不动。王基为此分析战况，认为应该与敌人速战。最主要的原因是毌丘俭军原本是防范东吴的前线部队。现在淮南地区门户洞开，如果东吴进军到此，谯、沛、汝、豫等地全部暴露在敌人的攻击范围内，如此“则淮南非国家之有，谯、沛、汝、豫危而不安，此计之大失也。军宜速进据南顿，南顿有大邸阁，计足军人四十日粮。保坚城，因积谷，先人有夺人之心，此平贼之要也。”[44]王基反复请战，司马师才让他占据濦水。抵达后，王基又上书说兵贵神速，不能拖延。而今外有强敌，内有叛臣，如果再不当机立断，后果就难以预知了。很多人认为指挥军队应持重一些。持重当然应该，但是停军不进就错了。持重决不是指按兵不动。而今我军占据险要的城关，却将积蓄的粮食提供给敌人，而我们却要远道运粮，这是兵家大忌！

　　司马师想等各路军队到齐后再发兵，还是不听王基的劝谏。王基多次请命不成，以“将在军，君令有所不受”为由，挥师占据南顿。毌丘俭等从项城发兵也想争夺南顿，走了十多里，听说王基已捷足先登，只好退回项城。与此同时，邓艾未等司马师下令，就抢占了乐嘉，毌丘俭派文钦率兵袭击邓艾。王基得知毌丘俭分兵后，不失时机，立即率军进攻毌丘俭主力。尽管文钦之子文鸯骁勇善战，但毌丘俭军最终却因分兵而寡不敌众，被王基击败。由此可见，王基判断敌情正确，用兵能当机立断，平定淮南二叛，他应该是头号功臣。

　　其三，司马师博采众长，善纳良策。出征之前，司马师咨询太常王肃的意见。司马师对王肃说：“安国宁主，其术焉在。”王肃答曰：“昔关羽率荆州之众，降于禁于汉滨，遂有北向争天下之志。后孙权袭取其将士家属，羽士众一旦瓦解。今淮南将士父母妻子皆在内州，但急往御卫，使不得前，必有关羽土崩之势矣。”[45]

　　从法统上来看，毌丘俭利用所谓的“太后手诏”声讨司马师，具有一定的合法性。郭太后乃是魏明帝曹睿的皇后，在朝中具有一定的威望。毌丘俭“矫太后诏，罪状大将军司马景王。”揭露司马师“坐拥强兵，无有臣礼，为臣不忠，为子不孝，有无君之心，矫废君主，毁坏宫内，不奉法度，坏乱旧法”[46]等十一条“罪状”，也容易激起曹魏军士们的愤慨。但问题是因为曹魏实施错役法[47]，毌丘俭手下的士兵家属大多都在北方。曹魏的军事制度是前线的士兵必须有父母妻子在邺城等地做人质，若将士叛变，家属皆受株连。因此，王肃要司马师充分利用曹魏的士家制[48]和错役法。王肃认为毌丘俭部属大部分为淮南人，一旦司马师将淮南将士的父母妻子作为人质，淮南军必然如同当年关羽因江陵被吕蒙攻破，将士眷属皆陷于城中，故“必有关羽土崩之势矣。”

　　司马师依王肃之计而行，果然收到了奇效。《三国志·毌丘俭》传云：“淮南将士，家皆在北，众心沮散，降者相属，惟淮南新附农民为之用。”为何只有“淮南新附农民为之用？”这是因为淮南屯田民的家属就在本地，可以为毌丘俭所用，但新附农民的战斗力远非正规军可比，乃是乌合之众。淮南的士兵家属都在北方，因而无心跟随毌丘俭作乱，纷纷投降司马师，故毌丘俭必败无疑了。

　　其四，自司马懿发动高平陵事变以来，魏朝中外大权皆归司马氏掌控。司马师执政以来，进一步巩固与加强司马氏的统治，其对外击败吴国诸葛恪，对内诛杀李丰、张缉、夏侯玄，废立君主，已经树立起很高的权威。司马师执掌中枢，号令四方，挟天子以令诸侯，地方方镇势力已难以撼动司马氏的地位。毌丘俭虽为曹魏名将，但毕竟只有淮南一隅之地，手中也仅有数万兵力，与司马师掌控全国数十万军队，能指挥调动各路方镇相比，实在是众寡悬殊，其最后失败也在情理之中。

　　司马师虽然平定了毌丘俭之乱，但他本人亦为此付出了生命的代价。司马师出征前患严重目疾，因不放心诸将（包括叔父司马孚），抱恙亲征毌丘俭。文钦之子文鸯骁勇善战，其主张趁司马师军立足未稳，发动奇袭。于是文钦与文鸯商议兵分二路，率军夜袭司马师军营。文鸯“率壮士先至，大呼大将军，军中震扰。”[49]文鸯勇冠三军，如入无人之境。司马师闻之大惊，带伤的眼珠从肉瘤疮口内迸出，疼痛难当；司马师恐扰乱军心，只好咬被头而忍，被头都被咬烂。《晋书·景帝纪》载：“初，帝目有瘤疾，使医割之。鸯之来攻也，惊而目出。惧六军之恐，蒙之以被，痛甚，啮被败而左右莫知焉。”从中可以看出，司马师性格与乃父司马懿十分相似，坚忍不拔，意志刚强。文鸯激战了一夜，文钦却迟迟不来接应。天明后，文鸯见司马师兵盛，只得撤退。

　　击退文鸯后，司马师病情更加严重，正元二年（255）“崩于许昌，时年四十八。”因司马师病逝较为突然，故司马师并未考虑继承人。司马师无子，司马昭将己子司马攸过继与他，但嗣子司马攸尚在冲年。此时，司马氏虽已掌控曹魏政权，但根基尚不甚稳固，若司马攸继位，幼冲之年的司马攸根本无法应对当时复杂的政治局面，这对准备代魏的司马家族大为不利，行将就木的曹魏政权仍有可能死灰复燃，卷土重来。为大局计，司马师“闰月疾笃，使文帝总统诸军。”[50]这条记载说明司马师临终前安排后事，令“文帝总统诸军”，也就是将曹魏的中外兵权全部交付给司马昭。司马师安排其弟司马昭继位，在《晋书·文帝纪》中也得到了印证，“及景帝病笃，帝自京都省疾，拜卫将军。”“卫将军”是司马师在司马懿病重时的职务，司马师循此故事，是为司马昭即将执政，由卫将军晋为大将军作准备、作铺垫。

　　司马师突然亡故，使魏国的最高权力陷入真空状态，魏帝曹髦冀图摆脱司马家族的控制，乘机剥夺司马氏的权力。他命司马昭留守许昌，由尚书傅嘏率大军返回京师，司马昭用傅嘏、钟会之策，对诏书置之不理，亲自率领全军返回洛阳，粉碎了曹髦借司马师病故、趁机夺回权力的图谋。曹髦无可奈何，只得“以卫将军司马文王为大将军，录尚书事。”[51]司马师虽然突然病故，但他临终前并未慌乱，而是临机应变，将权力迅速移交给司马昭，从而确保了司马家族权力的平稳过渡，为之后的魏晋禅代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朱子彦：《史海一粟》，上海：文汇出版社,2018年版。

▍结语

　　如何评价司马师在魏晋禅代中的功业呢？这是本文最后要讨论的问题。《晋书·帝纪第二》史臣曰：

世宗以睿略创基，太祖以雄才成务。事殷之迹空存，翦商之志弥远，三分天下，功业在焉。及逾剑销氛，浮淮静乱，桐宫胥怨，或所不堪。若乃体以名臣，格之端揆，周公流连于此岁，魏武得意于兹日。轩悬之乐，大启南阳，师挚之图，于焉北面。壮矣哉，包举天人者也！为帝之主，不亦难乎。

房玄龄等人对于司马师和司马昭的这一段评价，堪称公允。世宗司马师，创立巩固基业；而太祖司马昭，最终成就以晋代魏的大事。这两人有很清晰的先后继承关系。所以将他俩放在同一个帝纪里，也是相当合理的。

　　魏晋禅代实际上是司马家族的三代接力棒所致。司马懿去世后，司马氏面临的政治和军事问题，基本都是在司马师和司马昭这两代完成的。特别是司马师面临的政治局面比后来司马昭主政时的形势更为复杂。司马懿在世时，仅仅铲除了曹爽集团，初步确立了司马氏主持朝政的局面，朝廷中还存在不少拥戴曹氏的魏臣，时刻准备发动政变。都督四方的方镇大将亦骑墙观望，戍守淮南的将领更是心怀反侧，成为反对司马氏的主要军事力量。

　　在司马懿的精心栽培下，司马师的政坛阅历和政治斗争经验得到了充分的历练，但与乃父相比，还有一定的差距。具有崇高政治声望的司马懿辞世，而由司马师全面主持朝政，对其而言，是一个巨大的考验，因为他若要继承司马懿的事业，就必须进一步推动魏晋禅代，以完成亡魏成晋的大业。所以忠于司马氏的荆州刺史王基就专门写书信告诫“新统政”的司马师：“天下至广，万机至猥，诚不可不矜矜业业，坐而待旦也。夫志正而众邪不生，心静则众事不躁，思虑审定则教令不烦，亲用忠良则远近协服。故知和远在身，定众在心。”[52]司马师接受了王基的劝诫，在其主政的短短五年中完成了五件大事：一，平定了李丰等人的政变。他一面毫不留情地处死李丰、张缉、夏侯玄等人，一面对不涉及其事的世家大族予以安抚和示好，稳定了朝内局势。二，在东关惨败之后，自承责任，安抚诸将，然后在合肥新城击败诸葛恪，获得大胜。三，行废立之事。这是易代鼎革的前奏，既彰显了司马氏的权威，同时也是对朝中异己势力的威慑。四，在身患眼疾的情况下，亲自率军平定毌丘俭、文钦的淮南二叛，基本上稳住了淮南地区的局势。五，任用和拔擢人才。他一方面使曹魏旧臣不断地转投于司马氏的门下，从而削弱曹魏政权的基础，另一方面又使新进的才俊归于司马氏的霸府，为司马氏集团日后转化为西晋王朝打下基础。

　　其实司马代魏并不容易，自司马懿与曹爽为敌后，司马氏与曹氏进行了长达十余年的对抗与较量，从中央到地方，双方的斗争在各个层面展开。在朝廷中相继爆发了高平陵事变；李丰、张缉政变和曹髦亲自率众讨伐司马昭；在地方上有王凌发动的淮南初叛；毌丘俭发动的淮南二叛；诸葛诞发动的淮南三叛。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这些斗争对司马氏而言，都是血与火的较量，生与死的考验，只要司马氏应对失误，失败其中的一次，就将万劫不复，诛灭九族。颇有意思的是，司马氏父子三人恰好毎人都粉碎了二次曹氏势力的反抗（一次为朝廷，一次为淮南）。司马师执政时间虽短，但处于魏晋鼎革的历史转型时期，所以面对的形势更为复杂，他继承了司马懿的未竟事业，又十分及时地将权力平稳地移交给司马昭，在魏晋禅代的历史进程中司马师起到了承前启后的关键作用，有大功于晋室。

　　总之，司马懿的“晋业”开创地位固然不容置疑，但司马师却是决定司马家族在司马懿死后命运与奠定魏晋禅代政治基础的最关键人物。晋将代魏时，司马昭常言：“此景王之天下也，吾何与也。”[53]其意是天下是我兄长司马师打下来的，同我没有什么关系。其言出之司马昭之口，良可信也。

责编：翁惠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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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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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房玄龄：《晋书》卷2《景帝纪》，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2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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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三国志》卷15《张既传附张缉传》注引《魏略》, 第478页。

[21]《三国志》卷15《张既传》注引《魏略》, 第47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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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三国志》卷9《夏侯玄传》注引《魏书》，第300页。

[26]《三国志》卷9《夏侯玄传》注引《魏氏春秋》，第300页。

[27]《三国志》卷9《夏侯玄传》，第303页。案：李丰等人打算发动政变诛杀司马师，期间，有一伪造的一尺一寸长的诏书，以夏侯玄为大将军，以许允为太尉，共录尚书事。有一身份不明之人，趁天未亮，将诏书交给许允家门吏，曰“有诏”，随即驰马而去。许允随即把它烧毁，没有呈报给司马师，因此为司马师所诛。

[28]赵翼：《廿二史札记》卷7“魏晋禅代不同”条，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148页。

[29]司马师发妻夏侯徽，征南大将军夏侯尚之女，母德阳乡主为大司马曹真之妹。夏侯徽与司马师生有五个女儿。夏侯玄为其同母兄。

[30]《晋书》卷2《景帝纪》，第27页。

[31]裴松之“案《夏侯玄传》及《魏略》，许允此年春与李丰事相连。丰既诛，即出允为镇北将军，未发，以放散官物收付廷尉，徙乐浪，追杀之。允此秋不得故为领军而建此谋。”见《三国志》卷4《齐王芳纪》注引《世语》及《魏氏春秋》，第129页。

[32]《三国志》卷4《齐王芳纪》注引《世语》及《魏氏春秋》，第128页。

[33]《三国志》卷5《后妃传》注引《晋诸公赞》，第164页。

[34]《三国志》卷4《齐王芳纪》，第128页。

[35]如果立曹据，郭太后就从太后成了侄媳，这对郭太后来说，是一件很尴尬的事情。所以她执意立曹睿的侄子曹髦，这样她就是皇帝的伯母，仍可为太后。

[36]《三国志》卷28《毌丘俭传》注引《世语》，第767页。

[37]《三国志》卷21《傅嘏传》注引《《汉晋春秋》，第628页。

[38]《三国志》卷27《王基传》，第753页。

[39]《晋书》卷2《景帝纪》，第30页。

[40]《三国志》卷28《诸葛诞传》云：“（文）钦素与诞有隙，徒以计合，事急愈相疑。钦见诞计事，诞遂杀钦。”

[41]《三国志》卷28《诸葛诞传》，第769页。

[42]《三国志》卷28《毌丘俭传》注引（文）钦与郭淮书，第766页。

[43]《三国志》卷28《邓艾传》，第777页。

[44]《三国志》卷27《王基传》，第753页。

[45]《三国志》卷13《王朗传附子王肃传》，第419页。

[46]摘录《三国志》卷28《毌丘俭传》注引俭、钦等表曰，第763—764页。

[47]为了确保前方将士不在战争中叛逃，曹操采用严酷的治军手段，他强迫士兵与其家人分离，史称“昔魏武分离天下，使人役居户，各在一方，既事势所须，且意有曲为。”“人役居户各在一方”，称之为“错役”。这项制度一直沿袭到晋初而不废，以至“戍守江表，或给京城运漕，父南子北，室家分离，咸更不宁。”见《晋书》卷46《刘颂传》，第1305页。

[48]曹魏将士兵和他们的家人另立户籍，称之为“士家”，规定世代从军，通婚也要在士家内进行，这是后世兵户的雏形之一。士家中的士兵分散于全国各地，家属则集中居住在魏国的重要政治中心邺城。

[49]《三国志》卷28《毌丘俭传》注引《魏氏春秋》，第766页。

[50]《晋书》卷2《景帝纪》，第31页。

[51]《三国志》卷4《高贵乡公髦纪》，第133页。

[52]《三国志》卷27《王基传》，第752页。

[53]《晋书》卷3《武帝纪》，第49页。